这本书关于夏洛蒂的小说存在形式上的偏差和不

2019-09-17 05:01 来源:未知

  原标题:伊格尔顿︱什么是正统唯物主义文学批评?关于《勃朗特姐妹》的自反性思考

  本文是特里·伊格尔顿为《勃朗特姐妹:权力的神话》(Myths of Power:A Marxist Study of the Brontës)第二版撰写的导言,发表于1987年。“保马”版标题系校者所加。

  文中,伊格尔顿回顾了1970年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或者说“唯物主义分析的新形式”在英语世界的兴起,由此,检讨了出版于1975年的《勃朗特姐妹》一书。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伊格尔顿对于唯物主义文学批评的辨析:唯物主义的方法,不是“把文学文本看作一种潜在意识形态或历史情境的‘表现’”,而是“看作各种因素‘生产’或转化出的一种全新形态”,是对“文本的物质属性”的关注。一句话,唯物主义文学批评不是机械反映论。在这个意义上,伊格尔顿认为,精神分析的眼光也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审查。

  尽管伊格尔顿后来公开声称阿尔都塞遗产的消极意义大于积极意义,他出版于1976年的《批评与意识形态》却是英语文学理论界最阿尔都塞主义的著作。《勃朗特姐妹》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他阿尔都塞阶段的作品。在本文中,伊格尔顿对结构主义持一种相对公允的看法,亦对解构主义和(某些版本的)女性主义表达了批评性意见。

  最后,悬在伊格尔顿这篇写于1980年代末的文章之上的,还有一片历史的吊诡的云彩。其时,伊格尔顿惋惜《勃朗特姐妹》尚有正统“实践批评”的残留,没有充分审视“意识形态决定因素”,便“过早转向传统价值评判”了。然而当新的正统竖立了起来,晚近有越来越多关于文学批评学科这一范式转型本身的反思。佩里·安德森去年在《伦敦书评》讨论普鲁斯特时感叹,实际的“批评”和“比较”在如今的学院里不受人待见。就此而言,伊格尔顿的这版导言和这本书,在别一重意义上更显得重要了。

  保马今天推送“远读丛书”新出伊格尔顿《勃朗特姐妹:权力的神话》(书籍信息见“每日一书”栏目)相关内容,第一部分为此书第二版导言,第二部分为此书三十周年纪念版导言。感谢远读丛书编委会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本书于1975年首次出版,当时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批评风潮云涌,开始进入大复兴时期。虽然自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晚期发生激进政治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批评开始传播,但是《权力的神话》初现之时,此批评潮流尚未形成其主导理论体系。一年后我个人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著作《批评与意识形态》(Criticism and Ideology)于1976年出版。1977年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出版了他重要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arxism and Literature),1978年皮埃尔·马舍雷(Pierre Macherey)的扛鼎之作《文学生产理论》(A Theory of Literary Production)的英译本出版。自1976年以来,一系列的马克思主义文学和文化理论年会在埃塞克斯大学召开,第一次把大批年轻的激进批评家集聚一堂,无论是著述还是政治立场,他们都深受1968年巴黎的影响。然而,《权力的神话》在这场政治疾风中不过是一芥稻草,正如所有不成熟的构想一样,它无法如期收获这场旋风带来的成果。

  有件逸事或许能让我们回想起那个时代的风潮。我记得有个朋友也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他曾经有点忧心忡忡地问我是否真打算在副标题里用“马克思主义”这个字眼。当我说确实要用这个词的时候,他流露出一种敬畏的表情,因为在他看来,(这并非是我个人的感觉)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非正统做法,甚至有点莽撞挑衅的姿态。换句线年,即便你的著作中隐约带有那种特殊印记,“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是不太“安全”的做法。从后来这本书得到的一些评论来看,我这位朋友的审慎还是情有可原的。前者菲利普·汤恩比(Philip Toynbee)在《观察家报》(The Observer)这份报纸上,用了几乎所有可用的版面讨论“献词”部分(校者注:本书献词为,“献给多米尼克和丹尼尔,及西约克郡的工人阶级运动”)。听说有书评人读完前几章甚或读完导论就弃之不读的,但是如果只读到献词就完事,只能说明汤恩比先生在专注力方面有问题,这要放在小学生身上,估计得每周去接受教育咨询治疗了。汤恩比的书评大致就是在调侃我几个孩子的名字,用的是自由人文主义者惯用的大度和机敏口吻,不过他至少没有把我的著作当成阴险的恶作剧。有一两本从事勃朗特姐妹研究的“专业期刊”恰恰就是这样看待本书的。这些出版物一般专事研究夏洛蒂手掌尺寸之类的话题(从最近发现的一双手套推断出来的),他们评价本书时用了一种糊里糊涂、难以置信的口吻,就像在一本神学期刊读到有人把施洗者约翰当成托洛茨基分子研究时的反应。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评论家们就像气短心急的汤恩比先生一样,仍然不待见马克思主义批评,不过意识形态的大环境还是发生了明确转向。尽管1975年的时候可能还不太明显,但现在这个让人不快的事实已经是非常清楚了:唯物主义分析的新形式,到了不朝它瞪眼就绝不下场的程度;到了八十年代初期,用英国一家大出版社社长的话说,必须得承认一点,自三十年代以来,第一次出现了这样一个局面,最振奋人心的批评均来自政治左翼。

  本书中较为复杂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相当传统的批评实践之间稍显拙涩的结合。对于具体小说的讨论,特别是夏洛蒂作品的讨论,仍然过多地遵循被称为“实践批评”这种为大家所熟知的正统范式,对“字面意思”进行逐字逐句的“细读”。马克思主义批评当然要阅读文本,而且要近距离阅读。自七十年代以来,我们对于“阅读意味着什么”这个棘手问题变得更加警醒,然而本书中所提供的批评性阅读极少受到萦绕四周的文学理论影响。换句话说,在这样一个初期阶段,在激进的理论和变革性的阅读实践之间还没有形成充分互动,“理论”和“实践”虽然出现在同一页上,却互不关联,或许只有《呼啸山庄》的讨论达成了一些突破。对夏洛蒂小说结构讨论的部分,对传统的批评方式做了一些本质上的反拨,触及了文学形式和社会意识形态之间某些深层关联。我认为这一点,而非关于小说中某个事件或人物的具体分析,才是本书的力度所在。

  本书应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吕西安·戈德曼(Lucien Goldmann)的著作和他提出的“范畴性结构”(categorial structures)观念——这一结构在文学形式、文本意识形态和社会关系之间起着重要的转圜作用。这些关联对于马克思主义批评来说仍然非常重要,但是现在我可能会

  对戈德曼过分“同源式”(homologous)的模式持更加批评性的看法。在我看来,这种模式总是有一种预设,即分析所涉及的不同层面——无论是历史力量、意识形态或“世界观”(world visions),还是文学文本的内部结构——总会在没有过多的冲突或矛盾的情形下,互相再生产。从这个意义上说,戈德曼所谓的“发生学结构主义”(genetic structuralism)总体上是受累于结构主义最糟糕的缺陷——出于遮遮掩掩的有机论冲动,试图达成一种总体性的统一。《权力的神话》也常常犯这样的“过度总体化”(over-totalisation)的毛病。此书整体上未能实践我一年以后在《批评与意识形态》中提出的方法——即与其把文学文本看作一种潜在意识形态或历史情境的“表现”,不如看作各种因素“生产”或转化出的一种全新形态。也就是说,本书的研究在其基本批评观点上仍然属于过分倾向于“表现主义的”(expressivist)方法,把文学文本的结构轻易地看作一种更广泛的潜在力量组织的“置换”(transposition)。这种方法的危险在于它与正统的自由人文主义批评一样,具有一种让批评丧失活力的唯心主义:以其特有的生产策略和装置,以变形的符码,对文本的物质属性进行有意无意的抑制。

  不是说我们不能把一些结构主义概念从哲学瓦砾中拯救出来,付诸应用。我现在的确希望比写作此书时以更加多元主义的态度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批评方法。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与多元主义的分歧主要在于政治目标问题:在支持社会统治秩序和致力于颠覆这个秩序的两种力量之间,不可能达成根本妥协,两种观点之间所谓的“中间地带”不过是意识形态上的幻觉。然而,推进这些目标需要用到一系列的理论和政治策略,至于这些策略是否有效,无法给予某种绝对的或内在的评价,而要看它们最终取得了怎样的成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种方法论上的多元主义,它与简单的自由主义或折中主义的不同之处也正在于此。虽然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总的来说,最终对历史唯物主义是有害的,但是在我看来本书所包含的“结构主义”元素似乎是适得其所的。我记得七十年代末有几个马克思主义同事对本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激烈批评,他们认为书中所运用的混合方法不伦不类:这儿用点戈德曼,那儿整点马舍雷,别处又加点卢卡奇或阿尔都塞什么的。现在来看,这揭示了一种方法的拜物教,那个时期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一些论著都有这个特征,但很难说这是这本书本身的一个最根本的瑕疵或模糊之处。

  经典结构主义最终不得不让步于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后结构主义”,当相关原著已在欧洲大陆大量出版发行的时候,英国人对此还只是略有耳闻而已。典型的后结构主义批评会断言《权力的神话》过多地聚焦于二元对立,却未能加以解构:资产阶级的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保守主义、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现实主义和天马行空的想象、桀骜不驯和循规蹈矩,等等。

  解构主义不一定要全盘丢弃历史或政治责任,或者以为把复杂的矛盾消解为完全的不确定性或者纯粹差异的神话之后便可皆大欢喜。本书出版后出现的各种勃朗特姐妹后结构主义研究恰恰存在这样的危险。(例如J. 希利斯· 米勒[J. Hillis Miller],《小说与重复》[Fiction and Repetition, Basil Blackwell, 1982]中对《呼啸山庄》的相关讨论,作者用一种美国解构主义的典型姿态审视了对该小说的一系列批评方法后,仅仅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由于文本的不确定性,这些方法无一例外都是偏颇或者不恰当的。由此解构主义者便可以一招制敌,不需要任何自己的“立场”便能击败其他所有批评家。这种姿态的隐含政治导致一些批评最终反攻自身。)另一方面,后结构主义批评又提醒说,本书对文学形式的效果关注不足。讨论《呼啸山庄》的章节试图把小说广为认同的感染力归结为其统一性(unifying)的力量:小说把所有冲突焊接成为连贯的“图景”(vision),这种连贯性在形式上没有受到其所包含的纷乱无序的材料影响。与之相对,夏洛蒂小说更具发散性和不均衡的特征,形式上缺乏连贯性。这样对比本来的目的是要形成对夏洛蒂小说的负面评价。现在来看,不管这种做法带来了怎样特别的洞见,其整个理论基础从根本上就是极端错误的。这其实是乔治·卢卡奇的立场,他偏爱那种能够超越和涵盖内容冲突的形式。正是这种态度导致卢卡奇对贝尔托·布莱希特的剧作形式痛加抨击,布莱希特剧作故意采取了混合的、冲突的、开放式结局的形式,却被卢卡奇以教条主义的方式进行了毁灭式的政治批判。我的研究给人一种感觉,好像是艾米莉在用卢卡奇范式对抗夏洛蒂的布莱希特风格。可以说,这本书关于夏洛蒂的小说存在形式上的偏差和不一致的说法是正确的,但是由此就得出负面的价值判断,就显得非常可疑。比如“神话”一词,用在评论《呼啸山庄》时总是一个正面词汇,但到了夏洛蒂小说(如《谢莉》)就完全换了一种口吻——我亟不可待地把夏洛蒂所说的“神话”等同于“不切实际的”幻想,直接一笔带过。本书意识到了勃朗特姐妹作品中“怎么写的难题”,但却没有由此对这种困境的意识形态决定因素做审视,而是过早转向传统价值评判,只重视夏洛蒂小说的“现实主义”效果,对其作品中不符合传统模式的地方统统加以质疑和诘问。

  文类的多元性和不一致性,本身恰恰是其最有价值的特征呢?如果说这并非对正统现实主义的草率偏离,而是一种激进挑战呢?1975年之后有很多——甚至在此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一些论著提出,女作家有必要反抗那种天衣无缝的、有机的、同质的文学形式,这些过去只是男性的传统特权。从这个角度来看,就可以把夏洛蒂多元化小说看作女性解构主义传统的一部分,从而形成一种更为积极的阐释。然而,《权力的神话》几乎完全排除了女性主义考量,只偶尔意识到所选作家为女性。之所以如此有两个原因。其中一个更为显著的原因是,此书出版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这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即将蓬勃大发展的时期,也因此早于那些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女性主义批评论著,没过几年,这些论著成为了经典。埃伦·默尔斯(Ellen Moers)的《文学女性》(Literary Women)出版于1976年,次年伊莱恩·肖沃尔特(Elaine Showalter)出版了《她们自己的文学》(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和苏珊·古芭(Susan Gubar)的《阁楼上的疯女人》(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于1979年面世,这个题目本身就会让人想到夏洛蒂笔下的伯莎·罗切斯特(Bertha Rochester)。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女性主义批评在美国已经获得了长足发展,但是在英国的势头可能就没那么强劲了。尽管如此,女性主义也已是呼之欲出,所以无论如何不应当忽略。本书之所以排除了女性主义,还有另一个不太体面、也是尽人皆知的缘由: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臭名远扬的“性别盲”(gender blindness)。在《权力的神话》中的一些地方,这种偏执的盲目达到了几近荒唐的地步。文中偶尔有专门讨论“女人问题”(看上去有点怪异的说法)的片段,我把勃朗特姐妹称为“与世隔绝的受过教育的女人,她们在社会交往和居住环境上远离她们在智性上密切联系的世界,所以不得不在情感渴求中独受煎熬”。接下来的句子这样写道,“……这种孤独感成为个体化社会中所有(男)人(men)孤独的范例和形象”(重点系我所加)。正如人们所言,是男人在阅读女人。对《维莱特》的评论更加荒唐,甚至宣称“(小说中)没有什么……引发露西的情感痛苦”。的确没有什么,除了这样一个事实:生活在掠夺性的男性社会中,她不过是一个孤苦无依、四处碰壁、备受压榨的女人。

  在阿尔都塞思想背景影响下,本书强调的是勃朗特姐妹小说的“过度决定论”(overdetermination),及其多元互动的构成元素。然而在实际论述中,这些非阶级的决定因素,特别是性别,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正如伦敦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社团所言:“(伊格尔顿)把简·爱看作向上流动的资产阶级的无性别代表人物,这导致了他对文本的简约化解读。他将性别置于阶级之下,忽略了前者的决定性作用。用伊格尔顿的话说,‘个体自立’所秉持的精英管理观念不允许女性角色如男性角色那样发挥作用。”我现在想提出这样的论点,即性别问题,至少在她们许多的作品中,远不止是众多社会决定因素中的一个而已,而是其他社会冲突发生的支配性媒介,它有着比其他冲突更高一等的自主性。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相关分析将不仅具有严重的局限性,而且会导致调性错误。如果说我在处理简·爱、露西·斯诺和谢莉时显得冷漠无情,甚至有时会有点不耐烦的话,这可能不仅仅是因为我作为男性,在面对情感饥渴的女性形象时典型的焦虑反应(由此产生防御姿态),而且是由于相较于女人,我更关注小资产阶级,将焦点从性别移至阶级,因此导致了对前者的负面评价和回应,尽管这些评价和回应对后者而言不无道理。

  被女性主义批评所救赎、增值的夏洛蒂·勃朗特,同时也是一个对英国工人革命深感恐惧的女人,她在小说中对工人阶级人物极尽挖苦嘲讽之能事。总体上看,自本书初版以来,关于勃朗特姐妹的女性主义批评迄今尚未触及这些问题。这些女性批评大致上都无视历史和阶级,正如传统马克思主义批评顽固地忽略性别问题一样。对于这种缺漏,女性主义批评可能有很好的理由,而马克思主义批评则不然:由于担心被男性激进派利用(这完全可以理解),。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产生当代女性主义批评的社会,是对社会主义充满了敌意的社会,而这些政治状况很可能会留下印记。

  我们时代的女性主义批评已经和精神分析理论建立了某种逻辑同盟,后者在本书中同样也处于明显的失语状态。本书中论及《呼啸山庄》的章节虽然不能算是对文本的“浪漫主义”解读,但也没有经过弗洛伊德那种充满怀疑精神和严格唯物主义的审查,就急切地使用了“想象力”“本真性”“解放”等这些本质上是浪漫主义的概念。除了其自身的唯物主义偏见,

  整章论述还萦绕着一种唯心主义光环,若能加上一剂弗洛伊德主义的明智判断,可能就不致过火了。从小说文本中的力比多交换来看,无意识明显发挥了破坏作用,但从写作的奇特性质中也能捕捉到无意识破坏作用的痕迹,这也是我未加详论的层面。本书暗含的认识论在很多方面更多是唯心而非唯物主义的:那些能够在主观和客观之间取得某种“平衡”的作品,被给予了高度评价,而那些在一定意义上断裂性的、主观上“过度的”或者非总体性的作品,常常会遭到批判。因此,《呼啸山庄》就因其形式上的高度统一而获得赞誉,但这却忽略了小叙事套叙事的“中国套盒”式效果、视角的持续后退和观点的不稳定性,这是一部“去中心”的奇特小说,不仅颠覆了传统作者“声音”的支配地位,而且其题材的一些方面也威胁要破坏资产阶级社会广为接受的形式。我关注呼啸山庄世界怪异特征的同时,却忽略了最怪异的现象:《呼啸山庄》那神秘莫测、波云诡谲的文本本身。

  在维多利亚想象中,女人与爱尔兰人有时会被放在一起,都一样是“充满孩子气的”外人,感情强烈但缺乏理性,如果本书能论及这一点将会更有意思。我着眼于勃朗特姐妹的各种神话,但却对那个关于勃朗特姐妹本身的神话关注不够:即批评史中由于不同的意识形态目的对她们的建构和重构。和莎士比亚一样,勃朗特姐妹不仅是文学文本的集合,而且已经成为一大文学产业,为何会有这样的局面,这样的局面是如何发生的,都是值得一问的问题。最后,我想说的是,现在看来,我关于艾米莉和夏洛蒂的文本“政治”之间的对比过于僵硬了。夏洛蒂最终是以妥协者和审慎的策略者形象出现的,与之相对,我发现《呼啸山庄》表现出的是一种不屈不挠的绝对主义。这样的论断不仅回避了《呼啸山庄》强大的“混合性”(incorporative)倾向,而且也弱化了夏洛蒂作品的激进主义层面。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夏洛蒂的小说的确巧妙地达成了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然而这种合宜得体的结果常常被性的需求——一种个人被充分接纳和承认的欲望、一种带着愤怒和创伤且难以平息的欲望——置于危险境地,这种需求可以突破任何社会藩篱或叙事闭合的边界。就这个方面而言,本书在两姐妹之间设立了过于死板的两极对立,这只能留给有兴趣的读者去解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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